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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清史研究综述
张永江  张心雨

 
    2018年清史研究继续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学者们承继前人精心夯筑之研究基础，勤勉深究，推陈出新，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相比于诸断代史，清史研究向以史料浩繁、数量庞大著称，由此学界研究力量最为雄厚，屡见质量上乘之作。这些研究与时俱进，呈现出某些新的样貌，必将深刻影响着清史研究未来的学术走向。因此，本文拟以专题形式，对2018年度清史研究（含海外学者的中文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

一、政治史领域

 
    近年来，清代政治史研究不断突破传统“叙事”型研究，更强调问题意识的深刻与观察视角的多元。同时，研究者基于丰富的资料，凭借多学科方法不断提出新问题，同时对传统问题保持关注，提出新见解，清代政治史研究在传统的结构上还原出更为鲜活的历史画面。该领域的研究按照内容可具体分为政治文化与国家构建、政治制度、政治事件、政治群体与政治人物、法制史、宗藩关系与外交、军事史等方面。

    清代的政治文化、国家构建与民族认同 这一论题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受到美国“新清史”观点的刺激与影响而出现的。关于清代政治文化研究，新的努力是透过文化活动表象探究其政治意涵。刘凤云探讨了清初盛京陪都建设举措，认为尽管清朝统治者强调满洲的身份认同，但在汉人迁徙、旗民皆与土地结成依存关系后，盛京地区已是农耕文明的拓荒地，满洲自身的“渔猎”文明抑或“内亚因素”在农耕世界中找到了与中原文明交融的基础。张一弛通过考察《盛京赋》的创作与流传过程，认为“盛京”一词政治文化内涵丰富，象征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条件，《盛京赋》的创作与流传展现出盛清朝廷影响精神世界的渠道和能力。两人合作的另一篇文章重新审视清朝《盛京通志》的四次纂修过程，利用清宫档案与海外孤本汉籍等史料，考察不同层级的官方意志对图书纂修过程的介入，进而探讨该书背后清朝国家构建政治文化的进程。孙瑜以清帝遣官致祭北岳所留下碑刻为主要史料，探究清朝北岳祭祀的历史面貌。文章认为，清朝北岳祭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国家认同构建过程中的汉化意识和汉化实践。王平、何源远考察了清代新疆博克达山官方祭祀，指出博克达山祭祀背后是清朝在进行多元性质统治的同时，从价值观及仪式方面建立一体化秩序的努力。高波探讨了1860年以后清廷“同治”话语的产生以及随后围绕它内部所展开的协调与斗争。

    清朝的政治文化与国家构建密切相连，同时也涉及到清朝的“民族性”等问题，这一领域受到海外学者的格外关切。2018年，国内清史学者与海外清史学者的对话仍在继续。继去年针对清朝是否是“满洲殖民帝国”问题的争论，美国学者欧立德（Mark.C.Elliot）今年从概念史的角度对“帝国”的概念进行剖析。他指出，西方史学出现的“帝国转向”有助于丰富中国史和全球史研究，能更好地描述清朝的国家结构，但清查语言和语境的分歧是至关重要的。汪荣祖认为用“帝国”描述传统中国并无不妥，但西方学者一直坚持把中国人等同汉人，因此“什么是中国，中国是什么”才会成为问题。他强调了“汉化”是中国历史上客观事实，清朝皇帝也自认为是中国皇帝。方维规认为，“中国”意识的凸显，在很大程度上是宋代以后王朝政治与内外民族关系重构的结果。内与外、中心与周边、文明与野蛮、普遍与特殊等二元对立的自我认识范畴，都须回置到特定历史过程中重新考量。刘文鹏继续强调了清朝的国家建构的研究路径，认为清朝政治制度的包容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中国国家的认同是清至民国维系国家大一统的关键所在，并非部分“新清史”学者所谓的族群认同。这一争论影响到清朝国家性质的界定，看来短期内难以平息。

    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反映了国家的权力结构、权力关系与秩序化管理，涉及到职官、机构、人群及政治生态，搭建了传统政治史研究的基本框架。2018年，学者继续对政治制度史领域内部分“旧问题”展开讨论，与前辈学者商榷，具有新意。杨珍长期致力于清代宫廷政治研究，其新著对清前期宫廷政治中多尔衮“皇父摄政王”称号、鳌拜辅政与获罪及康熙时期皇储风波等重要问题进行研究，不仅涉及宗亲贵戚，还兼顾了宫廷政治中地位悬殊的汉人、宦官等群体。其专文对清初宦官问题的探讨更为详细。姚念慈著作从个案入手，探讨了明清战争、清初皇权政治、满汉矛盾及朝中权势关系等重大问题，展现了满族入主中原过程中的政局演变。

    政治制度研究的视角创新十分值得关注。关于清代国家机关的研究与争论并未停歇，不同于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所强调的“内廷外朝”之争，宋希斌从新的角度观察军机处，通过公文运转程序这一独特视角展现清廷中枢决策过程，同时兼顾晚清，更加完整地勾勒出军机处职权的来源及演变过程。李文杰研究清末内阁与军机处改革问题，通过考察清季军机处的改革与责任内阁成立的具体经过，揭示了清末的“君相”关系并解释其独特性。此外，他还聚焦于晚清奏折处理，研究晚清垂帘听政、训政、归政与皇帝亲政制度，从制度史角度诠释“辛酉政变”以来晚清政治变局。崔岷聚焦于清咸同之际“督办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的“事权”之争，通过对冲突具体情形的展现，揭示“事权”之争的前因后果和影响，进一步认识该时期的官绅关系、清政府的社会控制及其与太平天国运动对抗的走势。

    巨量资料的出版使得研究选题范围更加广泛，学者能够对不同层级、不同地方的各类具体制度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王志强利用清代朱批奏折、录副奏折、上谕等档案，对历任江宁织造的任职前身份、任期、解职缘由与去向等信息进行详细梳理。张伯国利用满文寄信档、朱批奏折等资料，从清代回疆办事大臣衙门章京的设立与职掌、任职资格、任职期限与升转及选任渠道等方面对其职任进行考察。常越男利用朱批奏折与清代题本，研究清代前中期司道府官员的考核制度。陈晨利用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梳理盛京巡察官的发展脉络，厘清其存废始末、职司变更及运作实态，并反思制度设计的作用与局限。张振国探讨了乾隆年间清廷为限制外官频繁更调所制定“三年准调、五年准升”之例，认为该制度为督抚的肆意题调创造了条件。

    关于八旗制度的研究，更加细致深入。刘小萌以满文《内务府奏销档》为基本史料，以内务府管领中“尚藩（尚之信）”人口为重点，就其来源、成分、分布、待遇等问题加以考察，进而说明管领人员的内部差异及变化。潘洪钢研究了清代驻防旗人的借贷问题，文章指出清代驻防旗民间借贷不仅是利益关系，还往往引发民族矛盾，旗人借贷问题反映了清代旗人社会生活和民族关系的基本面貌。永莉娜以雍正年间满文内务府奏销档为核心，考察雍正帝即位伊始调整其兄弟及废太子等人领有包衣佐领的情况，并分析其原因。屈成研究了清代雍乾时期八旗“另记档案”户籍清查，认为记档案清查暂时缓解了八旗生计，但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政治事件 著名史家钱穆曾强调“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的研究路径，这在今天仍有意义。政治人物与政治事件往往不是孤立存在，涉及到相关制度渊源与复杂的时代背景，很考验研究者兼顾宏观与微观的能力。回顾2018年清史政治事件的代表性研究，晚清政治事件占比尤重。特别是“教案”问题，有两部专著问世。杨雄威研究1906年南昌教案，对教案各种原始文本详加梳理，认为南昌知县江召棠死于自杀，对一百多年间主流的他杀说予以颠覆。同时该书从事实、认知和言说三个层面，对南昌教案进行重构，并分析其“被神话”的过程及原因。董丛林将晚清教案危机与“政府应对”联系贯通，侧重对后者的考察。该书从外交与内政、妥协与抗争、秩序与乱象等复杂层面，揭示了清政府在晚清社会危机场景中的角色特点和履职状况，提供了新的视角。崔岷关注晚清地方团练，其专著揭示咸同时期山东以团练之乱为表现形式的地方主义的兴起、表现及其影响。该书认为士绅领导的团练之乱是该时期地方主义的重要却几近忽略的表现形式，对以往研究有新的突破。此外，他还对1843年沿海地区以团练“防夷”的构想、沿海省区将军督抚的议论和清廷的决策做专门讨论，揭示了团练在晚清王朝危机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张艺维以道光二十年湖广总督周天爵革职遣戍案为例，分析道光朝吏治整饬中疲软而复杂的政治生态。李皓考察宣统三年东三省总督锡良开缺，由赵尔巽接任的历史事件。文章认为，此次总督更替，反映了辛亥革命前清王朝“龙兴之地”的内政外交情形以及朝廷与地方大吏的微妙关系。左攀以宣统三年（1911）谘议局编订《广西禁烟案汇钞》为核心材料，考证广西禁烟展限案件的来龙去脉。文章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将视线延伸到此案后续影响。

    关于清末新政，杨国强以“两头不到岸”形容清末新政与共和政局。他认为，清末各省独立是一种借助于武力而实现的地方主义，地方武力又转化为割据，成为共和以后长久相对的“困局”。李细珠的专著以新政、立宪与革命三个视角考察清末民初的政治转型。该书先总论三者互动关系，随后各篇分别探讨了清末赴日宪政考察、日韩合并与清末宪政改革、性别冲突与民初政治民主化的限度、民初统一党与政党政治试验等问题。桑兵聚焦于武昌起事至清帝退位、民国肇建大约半年间的史事，着重探讨了由共和取代帝制的历史进程。该书凸显了晚清政权鼎革与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各种势力的角逐博弈，并对以往研究中的一些讹误作了订正。

    政治群体与政治人物 政治群体、政治人物是具体历史事件的行为者，人物的心理、身处的具体历史环境越来越被关注。李嘉昌、刘德州关注顺治朝南北党争问题，重点梳理党争中主要政治争端，并探讨其制度渊源及对朝局的影响。文章认为，顺治帝十分注意监察官员结党行为并限制其权力，因而政局较为稳定。孔迎川同样关注顺治朝的南北方官僚，他以清初江南五府为中心分析当地“北人南任”现象，并梳理北人官僚在江南的为官事迹。戴海斌集中对晚清政局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以及部分“中等人物”的史事、思想进行综合考述。该书在强调对史料批判与综合利用的同时，对于晚清政局与时世变迁等问题提出新见。江晓成对学界较少触及的清代府州县官派遣之坐省家人在清代的存在状况、职责、人员构成及其存在原因、与吏治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探讨。

    近年来《缙绅录》的整理与数据化，为研究清代士绅群体等问题提供诸多便利。阚红柳认为，《缙绅录》反映清代官僚制度的实际状态及运行情况，能实时展示官僚体系中的每一位在职官员状况，具有独特研究价值。张瑞龙则以《缙绅录》卷首的“各省额中举人名数”为例提出批评，认为《缙绅录》部分资讯采录偶然、随意，研究时应保持相当警惕。陈必佳、康文林与李中清利用《缙绅录》数据库，对新政期间京师各机构改革中的人事变化进行分析，并以度支部衙门为例重点关注旗人官员的比例和变化，为分析和认识这一特殊时期的中央行政状况提供新的视角。胡祥雨依据《缙绅录》数据库新政时期数据，分析京师司法官员满汉比例及其变化，认为破除“满汉畛域”对京师司法官员的任命产生了实际影响。

    诚若考古学重视文物所出土之“母体”，清代政治人物的研究依然关注人物形象、为政举措与历史环境之间的关系。张彭欣、范金民着重考察了李煦在苏州织造任内的所作所为，肯定其在清初江南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出的作用。杨春君研究雍正帝为潜邸时期塑造的自我形象，认为雍正帝的“闲人”与“洞悉利弊”两种看似自相矛盾形象的塑造，目的在于增强继位的合法性，并借自己的亲身经历以教导官员。张利锁展示了雍正朝时期清朝统治所面临的帝位合法性危机与民族矛盾的背景，并探讨其移风易俗的具体举措。谢贵安对比了明清两朝《实录》在塑造皇帝形象时的异同。文章指出，明清皇帝形象塑造的一致性，反映出明清两朝皆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及清朝在史学上不断加强的汉化倾向。崔岷着重揭示咸同之际山东乡绅刘德培与部分绅士的联合行动对于日后成立团练直至发动叛乱的重要意义，关注到刘德培抗官之路中体现出的绅士阶层内部的分裂倾向，进一步认识咸同乱世期间的“绅权扩张”现象和官绅关系的复杂性。高春花对晚清疆臣李秉衡如何殉难、与八国联军的战斗情形、人物评价等问题进行细致考证。谢俊美研究翁同龢多年，对围绕翁同龢展开的与晚清政局息息相关的人际交往及后人关于翁氏活动存疑之处作了进一步探讨。王澧华以稀见书信对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中的人事关系，以及组建淮军东征江苏的有关细节进行考证，弄清了李鸿章离开曾幕与领军赴沪的人事臂助。

    法制史 清代法制史研究愈加重视原始档案的利用，视角从制度层面梳理转而更加关注法治的实践与改革等问题。陈重方对清代的司法检验知识和制度进行考察，认为清代的检验制度比过去认为的更有弹性。《律例馆校正洗冤录》虽是官书，但它并非不可挑战的常规；仵作也有一定的发挥空间，不只是单纯的机械性操作。沈胜群以嘉道两朝漕运旗丁呈控案件为研究对象，重点探析案件背后所反映的漕政运作系统的疲态以及嘉道吏治与地方社会。文章认为，大量呈控案的发生，表明漕运结构秩序与基层司法系统的崩坏，也暗示了调控手段缺乏活力。

    关于法制改革，张世明、王济东与李明从清代中后期的较长时段解读司法制度变革轨迹。娜鹤雅从晚清中央与地方司法权配置入手，在对中央与地方围绕“就地正法”制度中司法权博弈过程论述的基础上，分析中央刑部和地方督抚各自态度形成的原因及二者承担的角色，探究晚清司法权的走向。李贵连著书关注1902年中国的法律改革，专门研究改革的政治动因与自身原因、传统法的终结与近代法的演生、礼法论争、司法审判的演变转型以及西方法的输入等问题。李欣荣以庚子事变后的清末新政为背景，主要围绕清季最后十年清廷在法律层面的根本性变革措施，尤其是新刑律的创制、修订、审议过程进行论述，着重讨论了新刑律案中人物、机构的意见纷争，并剖析了新刑律案的纷争所反映的清季朝野人事关系，以及清季最后十年政治、思想的历史脉络。孙以东主要探讨了赵尔巽对清代罪犯流配制度的改革问题。文章认为赵尔巽提出设立罪犯习艺所是对中国刑罚制度和监狱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为以后进行刑制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宗藩关系与外交 清代的宗藩关系与外交始终是清代政治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研究者更加关注宗藩关系的思想与近代以来外交关系的转变，同时对具体外交事件也有细致研究。

    宗藩关系研究方面，中朝关系与中越关系是研究的两大热点。马亚辉以清雍正年间的安南勘界案之例，对雍正皇帝与边吏的疆域观进行了综合探讨。以往该问题的研究多强调清廷的总体态度，该文章则指出，皇帝与官吏所持两种不同的疆域观在“安南勘界案”中发生了强烈碰撞。边吏鄂尔泰也曾主张收复失地，但在雍正皇帝的皇权面前，更多的是迎合清世宗“天下一家”的疆域观。禹平和肖可意从越南使臣在朝贡过程中与清朝发生礼仪层面的摩擦和争论入手，讨论越南“小中华”思想及其对清越关系的影响。王臻以朝鲜对明清王朝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为主线，探讨该时期中朝封贡关系变迁的阶段特点，并剖析朝鲜朝贡对象转变中思想文化的认同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李花子则关注朝鲜对清朝的防范意识，认为清入关后朝鲜一系列防备清朝的举动是因为朝鲜对清朝统治缺乏信心与信任。这既与朝鲜遭受清（后金）入侵有关，也与朝鲜根深蒂固的华夷观有关。李思莹以朝鲜《沈阳日记》为中心，分析多尔衮与昭显世子在不同背景下的互动关系，探讨私人外交在清、鲜宗藩关系初建时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丁晨楠分析了朝鲜燕行使对陈尚义海盗集团的情报搜集活动，肯定燕行使搜集情报的可信度。孙卫国探讨朝鲜使臣金允植与李鸿章等人的交往，涉及到朝鲜近代化的相关问题。

    外交史研究方面。蔡香玉就1794年荷兰来华使团与广东官府之间交涉重译表文一事的过程和表文内容进行探讨，指出清朝将重译表文视作是襄助与规训荷使的重要步骤，也将出使活动看成将荷兰纳入朝贡体制的必要过程。曹雯对晚清租界的早期发展状况进行了详细考述，认为近代中国最初的租界并不是作为殖民地诞生的，其发展成为具有殖民地性质的特别区域有其过程。李育民系统研究了晚清的中外条约关系。其专著具体梳理了条约关系的酝酿形成与应对，条约关系与民众“排外”运动及其近代化趋向，以及英、美、法、日、俄、德等六个主要列强国家对华条约关系的方针及其特征等。此外，他另有专文讨论条约关系与朝贡关系的区别。郭淇斌、刘平关注清末上海华界与租界的关系，以“曹锡荣案”为例，从强调一致、和谐的角度分析华洋关系。刘本森以英国租占威海卫历史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将英国租占威海卫这一事件放在英国的远东政策与外交方针、列强在华竞争时代英国如何维护殖民利益的背景下讨论，体现出了国际视野和整体史观。戴海斌以《辛丑条约》谈判前后中方“全权”问题为切入点，考察清政府内部多种力量的互动情况。李永胜继《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事件新论》之后，探讨袁世凯密谋私派驻美大使事件及其争端，对光宣之交清廷内部政争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做出更为清晰的揭示。薛轶群研究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就电信利权、海底电信线的经营管理、中韩边境接线等问题与日本展开的交涉。

    军事史 清代军事史研究不仅关注军事与当时政治经济环境的密切联系，还对军事制度、军事事件进行了细节性补充。制度研究方面，陈章研究清代侍卫制度，认为清代侍卫制源自朝鲜，杂糅蒙古与明朝的传统，自主一说。同时，他从清代的“入侍”事例入手，通过考察具体的武举世家，肯定了汉侍卫群体在清代政治运作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杨园章讨论了福建裁撤卫所的地方性因素以及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他认为清郑战争战争导致中央和福建地方在经费等问题上分歧加剧，裁撤卫所是双方试图消解分歧的措施。祁磊梳理了鸦片战争前东南外海水师战船改造过程，认为鸦片战争后“师敌长技”的传统理念被魏源表达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彭贺超以新军会操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了清末新军从西方引入近代军事演习并将其发展、完善的过程，比较全面系统地呈现出中国近代军演的早期面相。

    军事事件研究方面，张建对雍正九年后京北古北口、宣化、大同三镇扩兵的来龙去脉进行具体考察，认为雍正帝大规模增兵，以及添设枪炮、修治边塞等举措，是在西征军经历和通泊惨败、清朝在蒙古的统治秩序动摇的背景下发生的，彰显了清朝奉行 “实用主义”的政治特征。陈先松梳理了李鸿章建设北洋水师过程中购舰心态的演变历程及影响其购舰决策的相关因素。曾荣对1908年日本 “二辰丸”号商船私运军火案件的史实作了细致考证。

二、经济史领域

 
    随着学科交流的加深与技术手段的进步，当下经济史研究更倾向利用丰富的清史数据和经济学、统计学量化分析方法，相关著述以其浓郁的技术色彩成为清史研究中一道风景。在此趋势下具有较强问题意识，观点新颖的成果竞相涌现。2018年，研究者再接再厉，在清代农业、工商业、财政税赋等研究领域中展现新成果。

    农业 关于清入关前的农业问题，庄声以满文史料为核心，讨论了女真人从南迁到后金建政过程中受到的农耕生产方式的影响。他认为，女真南迁后通过掌握农业技术彻底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为占据辽沈时期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刘仲华通过梳理黑豆在清代的主要用途、各地对黑豆的征收与采买，以及八旗官马对黑豆需求的变化，展现了清代“骑射”这一国家制度变迁对黑豆价值和命运的塑造。谢美娥研究清代台湾春花的种植及其与主要粮食的关系，肯定了二麦（春花作物的核心）作为接绝续乏粮食的重要地位，同时认为清代官员“麦收以后，米价顿减”表述，可能过度强调了二麦对米粮青黄期的价格平抑效果。罗畅、杨建庭和马建华考察了清乾隆朝中期长江流域九府的粮价波动情况，以数据分析的方法指出了粮价变动与军事行动之间的关系。李昕升、王思明就清代玉米、番薯在广西传播相关问题进行详细考证，认为玉米和番薯在广西的时空分布各异，根本在于自然与社会因素博弈下的种植制度不同。陶金华、纳日碧力戈从人类学视角对林业经营、地方习俗与制度对区域林业生态的影响等问题的考察，揭示了民族地区林业生态补偿的经验。钱克金对明清太湖流域植棉业的发展轨迹作了考述，并进行相应的环境“应对”分析，揭示了环境“应对”与农业发展的内在联系。刘诗古通过对清代鄱阳湖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起源、发展及演变的系统梳理，揭示了内陆水域渔业捕捞秩序形成机制。

    工商业 马琦从清前期的币材危机出发，探讨清中期铜铅运销体系和币材供给格局形成的原因、过程及保障机制。熊元彬关注清末湖南刺绣产业的有关问题，着力梳理自光绪宣统年间湖南刺绣的发展过程，并对各类湘绣逐一分析，总结湖南近代民族刺绣业的主要特征。李海涛留意到学界较少关注的萍乡煤矿在清末民初的市场角色转换问题，利用档案材料，从经济学的视角展现了其市场角色趋向单一化转变的历史过程。

    邓亦兵持续研究清代北方的粮食市场问题，新作详细考证清代前期京城商品粮食的市场分布，并绘制示意图。文章认为，清代前期京城并不是完全的自由市场，由此质疑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提出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之上“中地论”所推出的京城市场空间结构。王裕明通过徽州文书对明清商业经营中回利制的存在情形和年回利率加以考察，探讨回利制的发生背景和意义。研究认为，回利制是对正余利分配制度的补充，也是对所有人支取资本的变通，意在使收益分配更为合理。陈文慧、燕红忠利用清代土默特左旗档案，探讨了地方政府的“发商生息”举措对当地商贸的影响等问题，肯定了“发商生息”对地方商贸治安、商路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虞和平、吴鹏程考察了清末民初轮船招商局官企改商的全过程，认为它一方面反映了绩优官企改制的艰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政府部门对待商产和商权的政策与态度逐渐转变，体现了商政改革的实际效果。

    美国学者范岱克（Paul A.Van Dyke）广泛利用中外档案，重新审视清代广州贸易。该书分别论述了广州贸易的确立及运作、相关特殊职业人群、贸易架构中的变化和弊端等问题，认为清朝缺乏对该体制自身历史的重视，导致了广州贸易体制的瓦解。刘畅考察近代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发展轨迹和贸易特征，阐明双边贸易在中朝两国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财政税赋 首先是制度研究。吴昌稳从制度源流、历时性变化、制度在各地不同时段中的共性与特性、影响制度的因素等方面分析清代的协饷制度。他认为，协饷制度为清政府统治提供了重要支持，但清末新政以来，各种因素的变化导致协饷制度出现衰落，并最终为革命所击垮。倪玉平对于清代财政制度研究用力甚勤，他分别对乾隆朝关税征收、嘉庆朝财政收支、近代以来财政体系转型著专文讨论，清晰地勾勒出清代财政体系发展过程中政府控制力的变化这一线索，指出了转型的内生性这一重要特征。林崔宏研究清代云南财税改革中的公件银两制度，就公件银两制度的形成、征收与支用、清廷对公件银两制度的态度三个方面进行介绍，还原了该制度的概貌。吴琦、何晨以清代漕粮的“民间折征，官为采办”政策未能成为改革的有效借鉴为例，指出清代政策变通有守旧中求变、施变中仍旧的特点。张瑞龙从经济视角研究清廷的捐输乡试广额政策，认为该政策为筹措镇压太平军军饷而出台，内容是增加各地生员与举人的指标以鼓励民间捐输。文章指出，该政策缓解清廷的财政危机，同时反映出晚清中央地方关系中中央主动放权的一面。任智勇对清末各省财政监理官群体作了探讨，认为监理官的设置使清理财政得以较为顺利推行，使清政府第一次对国内财政状况有了相对准确的了解。

    具体财经问题研究方面。李光伟关注清代江苏田赋积欠问题，文章就田赋积欠的演化、成因与蠲免数额等问题进行了详细梳理，认为发轫于嘉道之际以迄清末的田赋缓征与连年展缓是江苏积欠衍生之主因。周健研究咸丰年间由胡林翼主持的湖北的漕务改革活动，认为该改革调整了漕粮收支结构矛盾，但田赋制度的地籍不清问题并未得到改变。湖北漕务改革运作中依赖市场的程度大为加深，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逐渐被取代。马琦借助清代奏销档案，推算了清代云南全省实征矿税银数量，并对其变化和原因进行分析。文章指出，矿产量的波动是矿税变化的决定性因素。谢祺研究太平天国时期“川盐济楚”问题，围绕川盐济楚的存废和云贵协饷支付问题，梳理了地方督抚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文章认为，在“川盐济楚”问题上，地方通过配合中央的指令获取并扩大财权，成为了地方督抚和中央政府的一种政治交换。吕霞、冀满红研究了晚清广东盐务改革中的“承盐加饷”问题。宣统年间，两广总督袁树勋为解决广东盐务弊端，提出“承盐加饷”方案，但受到社会各阶层抗议，袁树勋终未能实现改良盐务的初衷。范金民撰文探讨清代书吏的顶首文书、顶首银等问题。主要观点是：清代书吏顶补普遍行用顶首银，其数量较之明代也有所上涨，市有定价，俨然商品。清朝对于书吏承充的制度设计较为严密，但在具体运作中收效甚微。究其原由，制度设计与具体落实均存在问题。张建斌梳理了庚子赔款谈判过程中统治集团内部论争，剖析其中原因，探讨了“东南互保”后“西狩”行在军机处、各地督抚、在京谈判全权大臣、总税务司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庚子事变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和政局变化。廖文辉依据对清咸丰朝官员皁保所呈报的银库实银出入与库存数量清单的性质、各省解交户部银库的实银数量与规模、官票银是否计入银库黄册等三个关键性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考察。

三、社会史领域

 
    社会史以人类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与传统史学研究相比，社会史研究资料范围更加广泛，极重视出土资料、碑刻、民间契约文书的研究价值。研究视角上，更强调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社会群体或个人的历史活动，称为“人的历史”。问题意识上，有“地方性知识”之别称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一点一地，而开始关注跨区域的社会联动，同时更加关注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2018年的清代社会史领域成果丰硕，主要集中于宗族与社会、区域社会、秘密社会、赈灾救济等方面，同时对于社会生活史、社会风俗史、性别史、市镇史等方面亦有涉及。

    宗族与社会 赵克生以明清时期宗族族会流行原因、族会的种类及其运作模式、族会如何实现宗族的凝聚这三个问题为中心，对明清时期宗族族会的整体面貌作了研究。杨海英考察了明清鼎革之际浙江绍兴山阴吴氏族人的经历，从多个角度揭示其家族成员在乱世中的命运与复杂结局。文章分析了易代之际世家经历鼎革并维持兴盛的具体情形及特点，反映出明朝经营辽东的困难、清承明制的表现方式及清廷塑造国家形象的手段、特点。定宜庄用口述访谈与文献档案史料相对比的方式，以清道咸以降三代出任内务府大臣的增崇家，以及为他家做生意的汉族商人刘家为例，讨论二者之间在生意上的往来、交往的方式、利益的较量，乃至双方各自的心态，叙述清代以来京城的一些著名民间商人开设的商号店铺，与旗人、特别是内务府旗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清代中期以后，桐城开始设立家族义庄，是专门的宗族赈济和救助组织，并以桂林方氏友庆堂、惠远堂等义庄为典型。郝红暖梳理了桐城桂林方氏家族历次设立义田的过程，并从社会救济的视角，分析了其家族义庄的宗族救助模式与实际运作特点。

    区域社会 常建华研究清代乾嘉时期的江西地方保甲制度，认为该制度核心内容是以乡保、地保为主的地方社会职役系统。文章指出乾隆朝到嘉庆朝“地保”的增多现象反映出地方行政职役统一化的趋势，同时该制度保证了清代的社会乡村治理。黄忠鑫研究明清时期婺源县乡约与图甲、保甲之空间组合形式和运行机制，认为婺源乡村行政组织以“图”为顶点，将图甲（里甲）与保甲、乡约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了多种空间组合形式。“甲”在其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

    吴海波专著对清中叶两淮私盐对地方社会的影响问题进行了考察，展现出清中叶地方社会中私盐贩、民众与国家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该书不仅呈现出两淮私盐的具体面貌，还关注与私盐相关的灶丁、盐枭、会党，以及盐商、盐官等群体，对榷盐体制下的私盐生产、流通与官私之争等问题进行了细致阐述，推动了相关研究。刘晨通过对“小人物”形象的描绘，展现了太平天国时期江南地区社会恐慌的历史表象及成因。文章指出，江南地区民众对太平军恐怖形象的巨大恐慌是造成社会恐慌的重要因素，但又并非太平军主观作为所致，而是另有复杂原因。孙明以清末四川的团练、保甲负责人为主要对象，考察他们面临的身份错位问题和政府之应对。文章认为，绅民有明确的身份意识，对乡职处于迎拒之间。吴佩林、张加培以南部县档案、巴县档案等为基础，专就清代州县衙门的官媒进行讨论，对官媒的承充与辞退、职能、运行中的问题进行了细致梳理分析。

    张俊峰的专著通过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出明清以来山西泉域社会的面貌和特色，充分展现出泉域社会的水环境、水产业、水组织、水制度、水文化与水信仰。尹阳硕以清代鄂西南土家族地区的石灰窑为个案社区，揭示了清朝改土归流后，国家权力渐次渗透的过程。当地乡民选择“告别”旧有社会秩序，出现了“结构性失忆”的历史现象，并创造出新的历史记忆与边界，以期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同。其原因既在于国家权力强势渗透到基层社会，又在于基层社会民众自身的选择。黄庆林从清末广东地区的一则革命派准备起事的谣言着眼，阐述清末的社会控制。文章指出，尽管清末社会控制手段更加先进，但依然难掩其与地方社会的疏离，实际上清政府的社会控制效能极为低下。赵毅探究清代新疆义仓与当地社会的关系。在义仓的兴立和运营中，清廷将新疆本土社会精英阿奇木伯克与地方头目调动起来，使他们广泛地参与基层社会的治理，反映了清朝将新旧制度下的各种社会力量纳入清朝国家管理体系之中的有益探索。

    秘密社会 李恭忠专著《近代中国社会史论》之第一编《 ‘社会’的‘秘密’》，收录了作者关于“江湖”“结义”“客家”，以及天地会起源传说、辛亥前后的会党等相关研究成果。第二、三编重点在民国时期，但其中《康熙帝与明孝陵：关于族群征服和王朝更替的记忆重构》，触及了清朝统治的独特策略。周琳考察了乾隆至同治时期重庆脚夫组织的演变历程，及其暴力行为方式的由来。主要观点是暴力并非内生于脚夫组织的行为方式，而是在市场复杂化，地方官府不能有效治理时服务于市场时的适应性策略。某一社会群体的特质和行为方式也很难“打标签”式地判定，研究者更应关注其得以型塑的“结构过程”。黄忠鑫讨论福州绥安会馆的建造过程、运作方式与清中后期闽北商帮力量合伙、兴替的互动关系。绥安会馆的运营经历了三个阶段，该过程与当地商帮力量发展形成了有机互动。

    赈灾救济 伴随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与灾荒史相关的研究走向深化，取得丰硕成果，其中以社仓制度等相关研究最具代表性。吴四伍专书阐述清代仓储从传统到现代的复杂演进历程，剖析传统仓储成本压力与管理阻力交织的运作困境，讨论近代仓储发展中“仓外养仓、官绅合办”的制度创新，阐述积谷仓为代表的新型仓储演变轨迹，总结了近代国家治理方式与模式的演变经验。常建华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社仓史料，梳理出康熙、雍正两朝实行社仓制度的历史过程与实际运行情况。作者认为，康雍二帝试行社仓是其民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乾隆朝社仓制度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庞润娟、穆崟臣围绕盛京地区旗仓的设立、运营管理、社会功能对清代盛京旗仓作了探讨。柏桦、赵宁芳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视角，通过乾隆八年直隶等地大旱灾、光绪初年山西河南等地大旱奇荒这两个典型赈灾案例分析，以构建官民相得的社会救灾体系为基点，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文章强调面对特大灾荒构建官民相得救灾体系的重要性。

    冯志阳在系统梳理“庚子事变”之后“庚子救援”之发起、组织与实施的同时，进而关注到其背后所反映的南北、官绅、华洋、新旧等诸多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省籍”意识的勃发等问题，对“庚子救援”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刘宗志对清代灾后土地原价回赎政策进行探析。文章主要就清代灾后土地交易产生的问题、相关讨论及清政府的具体对策进行细致梳理研究。郭永钦关注蠲灾钱粮考成的实际操作问题，梳理了州县在受灾时呈报“受灾分数”与考成“已完分数”之关系，并厘清文献中常见考成术语的具体含义，透过晚清出现的考成核算案例，复原出考成核算的具体计算公式并指出其在不同条件下的差异。

    对学界方兴未艾的数据化、计量化的潮流，亦有反思声音。杨双利以清代灾情、灾赈数据为分析对象，从数据生成和应用的过程队量化历史研究的数据基础及其有效性进行反思。文章认为，已有灾荒史研究中的灾情、灾赈数据有待进一步完善。在量化数据的获取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学术研究的现实需要，兼顾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与史学化。

    其他研究 社会生活史方面，英国学者吴芳思（Frances Wood）以鸦片战争后开启的百年条约口岸历史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来华侨民回忆录、笔记等英文文献，重点描绘了1843-1943年间居住在条约口岸的来华外国人的生活体验和经历。冯尔康则以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等人的《1793 乾隆英使觐见记》和《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为素材，考察西方使臣对于清代中国下层社会的观察。

    社会风俗史方面，刘鄂针对清代丧葬习俗中的洗骨葬，就清廷如何界定洗筋、洗筋之俗产生原因、为何洗筋会入罪、洗筋与迁葬的区别以及洗筋入罪的效果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论述。

    性别史方面，杜家骥研究明清时期女性诊病的“男女之防”问题，对社会流传甚广的“悬丝诊脉”之说进行具体考察。文章指出，“男女之防”现象影响了女性的医疗效果，清代皇宫中的后妃诊病就存在这种现象，但医生并非以所谓 “悬丝诊脉”来判断病情。

    市镇史方面，张晓燕、暨爱民从地方治理的角度，具体考察了清代湘西苗疆地方依托边墙而建的集场交易的兴起发展与管理。吴晓美对明清时期洪江流域商业市镇的形成历史进行了社会学与民族学视角的分析。

四、边疆民族史领域

 
    2018年，清史学界持续对边疆民族问题保持高度关注，相关研究取得新进展，西北、青藏地区的相关成果尤为显著。这既是学术自身发展的趋势所致，同时也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按照区域，可分为西北边疆、青藏地区、东北边疆、北部边疆、西南边疆以及海疆等六部分介绍。

    西北边疆民族 清代新疆满汉文档案的陆续公布极大拓展了清代西北边疆研究纵深，表现在该领域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借鉴政治史研究范式，关注重大军政问题。

    张伯国利用《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考察了清代回疆地区伯克报效的途径及方式，探讨了伯克报效的动因、伯克报效与其对下层民众的勒索摊派关系等问题，从回疆地方公共事务运转的层面上，审视了清朝治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他还以准噶尔归附人安置档案为中心，在系统论述康雍乾时期准噶尔人归清状况、安置准噶尔人举措及安置地点的基础上，探究以怀柔与德化为核心的归附人安置对清朝平准战争的影响。此外，他还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中布鲁特人获赏翎顶档案为基础，对清代布鲁特人获赏翎顶之途径、翎顶之承袭、翎顶赏赐与清代对布鲁特的治理诸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厘清了清代布鲁特翎顶赏赐制度的具体内容。锋晖研究了乾隆朝的新疆和田办事大臣格绷额索贿的案件。该案是乾隆朝新疆吏治中的典型案例，具有“重罪非重案”的特点，反映了乾隆帝强化新疆吏治的宗旨及理念，也反映出新疆各城驻防大臣权力制衡的格局。聂红萍依据《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等档案，指出乾隆五十年（1785）清朝政府已知道喀什噶尔白山派的存在，嘉庆时期则进一步认识到南疆民众分为白帽、黑帽两大群体。文章进而探讨道光以后清朝政府对白山、黑山两派矛盾的发现和利用问题。

    关于疆界问题，侯杨方根据实地考察与历史文献相结合，认为霍尔果什山口、库尔帖节克山口、布才拱拜孜以及乾隆纪功碑址四个重要地标确定了清朝版图全盛期的帕米尔高原西部、南部国界线，纠正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嘉庆二十五年同一地区的国界线画法失误。高月关注晚清治疆政策演变，指出晚清治理新疆理念和方式发生转变，一方面通过行省制和新政改革淡化新疆藩部属性，另一方面清政府变间接治理为直接治理，令新疆更具行省之实。《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清朝的西北国界基本被确定，进一步明确了清朝对新疆的绝对主权。黄晓东、宋晓蓉从国家领土确认、领土主权的维护以及中华民族的认同三个方面，讨论了编纂于清末光宣年间的《新疆图志》中的国家意识。

    学者们还注意到了清朝新疆治理对其他地区制度的借用，例如外藩蒙古的盟旗制。日本学者小沼孝博论述了清军第一次远征准噶尔的历史，并指出，清朝起初欲对准噶尔推行盟旗制度，但清朝逐渐认识到构成准噶尔部本体之鄂托克特点，因而产生将这些鄂托克编成“内属厄鲁特八旗”的新构想。平平分析了盟旗制度在土尔扈特部之中设立与完善的具体过程，指出该过程颇为曲折，其中有清政府民族管理政策的原因，也有渥巴锡对设盟长之事持抵触态度的原因，更有土尔扈特部需要清政府极力接济和安置的客观因素等。

    西北边疆地方势力与周边地区的交往等问题，引起学者重视。王希隆、杨代成以清顺康雍时期清朝与天山以南的叶尔羌地区政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双方关系发展历史，进而指出，清朝对天山以南政权的招抚政策对打击准噶尔政权、维护边疆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且对乾隆朝统一新疆及其后对新疆的治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孙文杰探讨阿桂任职新疆时与哈萨克汗国在贸易与交涉等方面的历史贡献，兼论清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管理与认识。郭文忠针对学界以往普遍低估土尔扈特东归过程中哈萨克首领阿布赉所起积极作用的传统观点，经过具体考察，认为当时阿布赉是以清朝忠诚藩属身份出现，并对清朝治理新疆和中亚地区产生重要影响。巴哈提·依加汉在对部分清代地图及纪行资料中有关哈萨克的记载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就清朝对哈萨克的认识过程、史料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及个别史事的发展等问题提出新看法。

    此外，武沐、赵洁研究了清政府对于甘青土司的管理及其变化，指出管理的强化使土司地区旧有政治结构瓦解，清朝汉化与整合加速了甘青土司的衰败。

    青藏地区 清朝与西藏的关系是该领域研究的核心话题。政教关系方面，宝音德力根以清朝与西藏格鲁派建立互使关系为线索，重点探讨崇德七年初使清朝的高僧车臣绰尔济和戴青绰尔济的事迹，以纠正学界混淆二人及其转世的错误。孔令伟探讨了清廷在1724年至1768年间于拉达克与西藏地区建立欧亚情报网的始末，并从全球史的跨地域视野出发考察18世纪清朝对印度莫卧儿帝国、伊朗阿夫沙尔王朝乃至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的认识来源。角度颇为新颖。

    军事活动方面。王希隆、杨代成从宗教发展史的角度对康熙末年准噶尔部入藏事件进行重新评价。文章通过对史料的具体爬梳，展现出准噶尔人入藏期间亦采取措施弘扬格鲁派教法之举，指出准噶尔人入藏事件不仅是一次“灭法”活动，也是一场“护法”活动，强调了准噶尔人行为的积极一面。张发贤研究了从康熙五十七年前后清廷用兵西藏的军事政治准备，以及尚未披露的历史细节。文章认为，清廷进行了系统的军事准备，同时审时度势册封达赖喇嘛、收服蒙藏人心，最终获得“平准安藏”政治和军事上的巨大胜利。石硕、王丽娜围绕清朝通过“驱准保藏”得以开拓由康区入藏的道路的缘由、开拓此道路的具体情形、此道路的开通对后来清朝控制西藏及整个藏区的战略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

    关于清朝对西藏地区的管理，在治边制度、治边思想方面都有更深入研究。黄辛建指出清雍正时期藏区划界问题蕴含着清朝治藏思想，也指出藏区划界内含清朝欲以隔绝蒙藏实现稳固藏区的目的。李凤珍考察了乾隆年间清廷于西藏设僧官摄政制度以及清廷以法治对西藏进行治理的历史。文章认为，清朝僧官摄政是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促使西藏政教结合的僧俗领主专政，转化成在中央集权下的地方政权。陈鹏辉围绕清朝治理西南、西北边疆的战略，探讨西藏在边疆战略中的地位及其变化。文章认为，清朝前期统一西北疆域至为重要，西藏是西北边疆战略的重心。晚清西南边疆危机日益突显，清末藏事改革体现出清朝西部边疆战略重心由西北转向了西南。陈沛杉围绕历世达赖喇嘛传记中对于清朝皇帝的描述，探讨其所呈现出的皇帝观念与政治认同。文章认为，高僧传记所呈现出的皇帝观念既有政治想象与政治意向，也饱含政治情感与政治认同。同时指出，西藏地方与清中央王朝关系的基础并非是宗教意义上的供施关系，而是具备实质内涵的政治隶属关系。

    杜文忠从法治的视角考察清初至民国中央政府对康藏地区“内地化”的治理。文章指出，清初朝廷承认“土俗”调整民间“细故”的效力，同时扩大国家权力的介入。清季民国法律近代化时期，中央力图以西方式法律系统治理康区，但仍无法消除“土俗”的强大影响；并且因为近代化与内地化的叠加，形成了一些新问题。秦和平分析了清末川藏地区电报通讯的由来及延展状况，并结合邮政，从电报线路的选择说明邮电建设与清政府加强对藏区统治是同步的。文章指出，川藏地区电报采取官办官营，是清末发展边疆地区电讯业的一个重要特点。

    西藏与周边地区关系方面，吕昭义、宫珏以1883年出访扎什伦布寺的英属印度特使忒涅的记述为线索，厘清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朝觐事件演变的脉络，辨别忒涅记述真实与不实之处，并考释六世班禅朝觐期间会见乾隆皇帝对清廷治藏方略的影响和意义，探讨了其时英属印度打开西藏通商门户失败之原因。张永攀利用汉、藏、英文文献，对1896年中英“藏哲边界”交涉与勘界问题作了探究。文章强调“洞朗”位于分水岭中方一侧，中国拥有该地的领土主权是不可置疑的，而19世纪末期英国在勘界计划中也承认了这一点。

    东北边疆民族 相比其他边疆地区的研究，清代东北边疆地区的研究已形成相对成熟的学术框架和脉络，成果不多。在具体问题上，仍有一些新成果对原有研究形成推进与补充。周喜峰探讨了清初索伦部的两次南迁活动及历史意义。认为索伦部在清入关前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南迁，从黑龙江中上游地区南迁到辽东地区和嫩江流域，索伦部南迁对其自身发展及对清代东北地区的边疆开发和边疆防御产生了巨大影响。黄彦震研究清代索伦部形成的历史演变。文章认为，清代索伦部族共同的民族特征、合理的民族政策，以及沙俄势力的入侵实质上为索伦部族的演变形成了内外因的共同作用，由此索伦部族形成了新的民族格局。张建阐明清代史籍常见的“乌拉齐”一词的不同含义，考证了使鹿部落 “乌拉齐”人的源流，以及他们在旗下的组织形态。文章认为，满语“乌拉齐”（ulaci）的词根源自通古斯语орон/oron而非ula。它有泛指、确指两个含义，前者是京旗对东北旗人的蔑称，后者是族称，指东北极边的使鹿部落，清朝将其移住北京，编入八旗。该词词义不仅与“站丁”无关，与出自蒙古语的“乌拉齐”也判然有别。吴忠良研究了清乾隆朝松花江流域各“民族”的渔权争端问题。争端的产生源于当地人口的增加导致民族构成比例的变化以及渔业的迅速发展。争端的产生与解决，不仅反映了各民族的权利关系，也折射出清朝对不同民族采取的不同政策。

    关于中朝边界，仍有成果出现。李花子考察了学界以往关注较少的穆克登定界出现鸭绿江二源的问题，分析其原因和二源对应今天之河流，以及光绪勘界时双方争议分水岭和对应的鸭绿江支流的情况。杨军、李东彤探讨了历史上“长白山”一名之所指，并且考察了穆克登查边以前朝鲜北部边界所至。认为朝鲜史籍中的长白山更多的是另有所指，长白山不仅是地理概念，也反映出朝鲜李朝早期的疆域观念。

    北部边疆民族 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的相关研究比较分散。张力仁对清代陕北长城边外“禁留地”的概念作了相关探讨。文章认为，完整、成熟的“禁留地”概念出现在清道光年间，是汉地文献对该地域历史发展的单方面书写。邓涛对清代长城利用修葺的背景和方式进行系统阐述，认为，清朝长城的军事功能是逐步弱化的，非军事功能却与日俱增，应当重视清前期长城残存的军事功能。长城军事功能的变化，既体现了清朝疆域治理的特点，也体现了清朝统一进程的复杂性。

    玉海依靠满蒙文档案，考证了清初阿鲁蒙古伊苏特部贵族族源，论证了其并非源自哈赤温，或源于别里古台后裔阿巴哈纳尔部始祖诺密特默格图汗的三弟诺木图或四弟布彦图。宝音朝克图以清代档案文献为基础，探究清代外藩蒙古台吉、塔布囊爵位的封袭及其变迁等相关问题。文章指出，该制度的发展与调整的根本意图在于清廷笼络蒙古王公，确保北疆的统治。同时，他以兵役制度为中心，剖析清廷所北疆民族与边防政策的严重缺失。文章认为，清廷的兵役制度违背了所谓对喀尔喀的“恩惠”之策，相反使其陷入困境，高压政策酝酿出强烈的抗拒心和反清情绪，进而导致边防松弛和民心涣散，成为外蒙走向分离的重要因素。

    王澎依靠档案史料，对清代蒙古越界案件审理时的法律适用及变化过程进行了探讨。包呼和木其尔以清代内蒙古喀喇沁地区实际财产纠纷案为例，阐述法律条文在蒙古地区和中国内地实际运用当中的不同解读，以及清朝“蒙古例”财产相关规定和当时的蒙古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梁潇文利用清代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地区土地分配和土地纠纷相关的满汉文档案，研究土默特蒙古地权的实态、地权观念的萌发与发展以及地权流失的动态过程。

    西南边疆民族 研究清代西南边疆民族的成果不多。李良品梳理了清代土司分袭制度的生成逻辑与构建路径。孙骁、王丹对乾隆朝云南疆臣贪腐问题相关案件进行考述，指出贪腐案件对边疆地区政治经济社会造成恶劣影响。

    张姗通过还原鄂尔泰治理黔东南的整个过程，梳理其治苗思想演变的原因、过程、结果以及影响。不同于以往某些研究中所认为的“剿”、“抚”更替，文章认为鄂尔泰在黔东南始终是“剿抚”并行，从未放弃“剿”、“抚”之间的任何一方，只是根据具体政策实施者与苗众反应的不同而有所侧重，由最初的 “以抚先行”转化成“以剿先行”。吴智刚、覃延佳考察了清末桂越边务筹办中相关事权、职责的调适过程和其人事纠葛，以及与清廷、滇粤两省的互动关系。黄梅通过对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四朝“汉奸”身份的考证，认为 “汉奸”一词中的 “汉”在清前期并非专指汉人，而是指包括了汉民、“熟苗”、“熟夷”以及回民等在内的编户民人。

    矿业研究方面，张柏惠通过回溯明末至清初云南主盐区黑、白、琅三井盐课提举司在云南建立并逐步完备的过程及其 “请复直隶” 期间发生的一些纷争，厘清了在社会变迁中提举司的行政归属与职能划分情况，并以此观察明清国家制度如何在地方展开实际运作。马琦从矿务管理者的视角分析了清代滇铜黔铅矿务管理与云贵地方行政之间的关系，探讨清代矿务管理对地方行政的作用与影响。

    海疆 海疆研究于近年方兴未艾，该领域关注点仍主要在海疆管理与巡查方面，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

    王宏斌研究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海患与水师巡洋制度，认为中英海军联合镇压海匪之举不仅破坏了清代巡洋制度，同时也损害了中国近海行政和司法管辖主权，也导致中国海洋管辖观念模糊。他还对清代南海各国帆船来往行走的海道作了梳理。在对中英文献资料进行比对和初步考释之后，可以看到清代中外航海者先后在南海开辟的帆船海道共有13条。陈先松详细讨论了海军衙门职责及因此而带来的每笔进款的原委、目的，从根本上澄清了海军衙门经费与海防经费的区别，并对海防经费挪用的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高志超、王云英就清前中期辽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及黄海海域的违法活动，黄海沿岸陆防体系的调整及莽牛哨设汛问题上的中朝交涉，旅顺水师的创建、巡洋范围和增置之争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屈广燕研究了朝鲜西海域清朝海难船问题，认为在宗藩体制下，朝鲜救助清船反映出清朝海疆管理的延续和扩展。吴昊探讨了清代前期澎湖水师的汛防制度。文章指出，受航海技术及军事装备的限制，汛防制度是清朝“倚陆制海”的一条有效途径，但这也最终成为清代晚期海上门户洞开、“有海无防”局面形成的直接根源。

    此外，清代边疆民族综合性研究方面，李克建认为，在推进统一的进程中，清朝统治者提出了多民族“一体论”，有助于调和社会矛盾与巩固政治统治，而且促进了各民族交往。董**从整体上对清王朝民族政策进行总结梳理，分别总结了清朝民族政策的进步性与局限性。文章认为，这些政策具有多样化、全面性等特点，对当时的多民族治理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也应注意到民族政策的局限性。

五、学术、思想、文化史领域

 
    2018年清代学术文化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献学、传统学术思想、近代政治思想、教育史、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文化艺术等领域。

    文献学 清代文献学领域，《四库全书》及相关研究仍是重点。宁侠在前人基础上，对四库禁书的缘起、背景，四库禁书的标准、分类与查缴，四库禁书与四库修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作者尤其关注乾隆帝从谕令征集遗书到查缴禁书的转变过程，通过详实梳理，认为以往“寓禁于征”的观点并不确切，清廷征书、编书、审校、禁书的连续性与确立符合清朝统治者利益的意识形态体系的目标相关。琚小飞通过探讨《四库全书考证》成书的具体过程，分析该书在编纂、抄写、刊印等各个阶段产生的问题。曾志平从学术史角度考察《儒林传稿》与《四库提要》的内在关系。文章认为，《四库提要》略于理学史而详于经学史，《儒林传稿》理学史料相对简陋，但经学史料较充实。不过《儒林传稿》扬汉抑宋的学术宗旨亦与《四库提要》一脉相承。

    佛教文献研究方面，曹刚华专著在系统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清代佛教史籍进行了整理与研究，首次对有清一代佛教史籍的编纂原因、方式、体裁及其变化、史料来源以及史学价值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探讨，尤为关注清代佛教史家群体，兼顾个案研究。

    此外，项旋就此前学界关于清代武英殿修书处成立时间所存在较大的分歧，即康熙十二年（1673年）说、康熙十九年说、康熙二十九年说、雍正七年（1729年）说的不同观点，利用最新发掘的档案，确证武英殿修书处成立于康熙十九年十一月。他还考察了清代官刻典籍殿本售卖制度的建立过程和售卖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殿本书价及相关问题。王大文对清代一统志馆的沿革、职能与地位进行了梳理与考察。张秀玉通过考证咸丰兵燹对桐城藏书之所的摧毁、对私人藏书家藏书著书的影响、兵燹中的文献保存、战争对著述的作用诸方面，论述了咸丰时期桐城文献的损益状况。

    传统学术思想 杨念群从研究范式转变角度，针对晚清以来学界对明末清初思想的研究所经历的一系列变化，按照时间段顺序进行了梳理和考察。李晶探讨明清之际夷夏观的转变及其影响，认为明清之际“亡国”与“亡天下”的二分导致了“中国”和“天下”内涵的转换。以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思想家主张的“夷夏之辨”承载的“天下”及其文化主体性，被康熙到乾隆的政治行动和运作所消解。罗检秋梳理了清代汉学“家法”的本源，分析了清代今、古文家的家法观念，认为今文家倾向于区分今、古文经，以 “三统”、“三世”说为家法的核心。清代汉学的家法观念在清末呈现出淡化之势。他还关注清代汉学家的学术品质，透过众多而具体的个人事例，探析清代汉学家群体淡泊利禄、锲而不舍、和而不同的学术精神。张晶萍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清末时期王夫之思想的传播途径、传播方式、传播对象及传播效果，并观察大众常识的形成机制。叶树勋关注晚清穀梁学发展，指出晚清穀梁学在条例、义理、注疏等领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一方面是以廖平为代表的对穀梁学进行体系化建构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以江慎中为代表的结合西学对穀梁学进行新阐发的尝试。马子木尝试在清朝士人知识世界与政治文化的交互之中，寻找西北舆地学兴起的另一种可能。文章认为，清代士人与朝廷对西域的兴趣最初渊源各异、旨趣不同，却最终汇爲一流，改变了明代四夷书写想象与事实并存的局面，也彻底更新了士林对西域的认知，构成西北史地学兴起所必须凭借的知识基础。

    李帆从书写原则、书写策略等方面，以及民族、国家认同等视角，对清季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清史叙述进行了分析。刘文鹏、屈成研究明末清初著名史家计六奇的政治认同与史学思想，认为计六奇在高度赞扬明末诸多忠明文臣武将壮举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清朝鲜明的政治认同，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等史书的撰述，表达出明亡清兴的历史必然性。

    近代政治思想 近代政治思想与晚清政局联动是清代思想史关注的重要话题。林少阳聚焦于1900至1911年间章太炎的思想，将此一时期的章氏思想置于国际政治格局与西学东渐的学术语境当中，质疑“革命”与“改良”二元对立的晚清思想史叙述框架，试图透过崭新的叙述框架，彰显章太炎及其周边的历史位置。孙江从社会史和概念史角度研究“中国近代”的轮廓。其专著考察了近代的满汉关系、西方近代知识的传入与再生产，近代基督教与“内在于中国近代的自他关系”以及近代史的方法论反思等问题。王格格、周棉通过对晚清赴日留学生纪念册《鸿迹帖》的整理和解读，展示了清末精英人士的思想走向及政治立场。娜拉、吴海峰梳理了晚清民国时期两种中华民族观展开的论战过程，认为晚清民国时期国族建构视域下的中华民族观经历了从论战到选择，最终趋同的过程探索。邓华莹讨论了清末革命论战中“国体”、“政体”争议的缘起演变，认为立宪派激进人士与革命党虽在“国体”、“政体”问题上见解不一乃至针锋相对，却在论争中达成了发达民权的共识。李动旭探讨西方联邦观念引入中国后，朝廷援用欧洲观念的范式来处理藩属问题思路的展开过程以及晚清朝野相关讨论，并分析这种观念对晚清藩属政策的影响。

    教育史 清代传统教育以科举八股应试为核心，与此有关的研究不少。贾琳关注清代科举制度的考试“展期”问题，以清代乡试、会试为例，分析了科举展期的原因与分布时间。文章认为，清代科举“展期”不仅成因复杂，而且大多以突发性“展期”呈现，时间分布上呈现出三个高峰时期。它不仅体现在作为科举制度衍生出的一种弹性应变与自我修复机制，而且体现在它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反作用于科举制度母体并导致其结构性的改变。安东强研究《孝经》与清代科举考试的关系问题。认为顺治帝将《孝经》纳入抡才大典与学校课士，反映出清朝政治文化的转型，但《孝经》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并不重要。《孝经》进入与退出科举乡、会试，都与政治需求、统治者个人好恶息息相关。王日根对清代皇帝通过给予功臣科举功名使其获得官职的举措进行探析。文章认为，利用科举功名“体恤”功臣名勋之举本意或有奖叙功臣、树立重贤重德的价值观的蕴意，但也易超越尺度、变成既得利益者谋取更大利益的渊薮。管仲乐、黄云鹤研究清初入关的辽籍士人科举寄籍政策，探讨寄籍政策的消亡原因并总结寄籍政策对后世教育考试的启示。孙清玲以清代福州梁氏家族为例，探究该家族的科举文化成就，并且分析成因，包括家学源远流长，并得益于福州的人文环境、师友交游圈的影响和姻亲谱系的助力等等。杨齐福的研究肯定了清代地方官中在台湾科举考试建立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包括呼吁实施科举考试、申请保障名额、设立考棚试馆、编选考试范文、主持科举考试与严厉打击舞弊等方面。卢咸池、郑大阐述了闽台会馆的功能与历史变迁，探究台湾士子赴福州乡试、会试的足迹。李立民就乾隆朝丙辰科荐举征士的人数、御试前“先行考试”数例、“滥举”、雷同试卷与“文理荒谬”试卷评述等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证，有助于今人认识“博学鸿词”科。

    此外，程嫩生对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的问题作了考察，认为此种教育有助于提高生徒的时文写作水准，也有助于提升生徒的综合素养，还有助于丰富时文理论，促进古文的发展与传播。李立民研究了清代太监教育问题，以万善殿官学为中心考察其设置原委及制度演变。文章指出，万善殿官学背后潜在的政治隐患引起乾隆帝警觉，经过一番改革，使清代内监幼学教育摆脱了制度设计与办学宗旨相互脱节的弊端。兰秋阳关注19世纪中后期以来地方书局兴起现象并探究其原因。文章认为，地方书局的兴起直接肇因于战争导致的典籍损毁，但根本原因在于清廷战后欲重建文化秩序。经世实学思潮和传统学术衍变，是地方书局兴起的两个重要推动力量。

    近代以来，清朝从传统科举八股教育转而引入新式教育，有研究者关注到此过程中曾遭遇到的挑战。例如夏军、余子侠关注晚清官办学校在培养外语人才时所遭遇的困难，他们认为挑战来自守旧势力以“君尊臣卑”、“华夷之辨”、“程朱理学”为依据，从意识形态角度对外语人才培养发起攻讦，造成学堂生源危机、师资困境及教学管理混乱。但强调“中学”以维护“中体”，始终是清政府外语人才培养所坚守的底线。王天根探讨了清末新政官绅纷争与北洋女子公学兴衰的关系。他认为，北洋女子公学筹办过程多有反覆，人事复杂，纠纷甚多。根源在于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集团筹办女学的特定政治意图，特别是北洋集团在教育领域的权力及其资源的分配。

    关于近代教育转变的过程，以徐佳贵的研究较为详尽。其专著以晚清温州府为中心，着重突出“地方”，描绘了温州“士人”的知识转型视角与进程，进而延伸至温州士人对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应。陆胤的研究呈现了清末民初读书人初学启蒙从“记诵”到“讲授”的转型过程，并揭示了这一“转型”本身所包含的后设视角。文章认为，将“记诵”与“讲授”二者确认为对立关系，是对中国传统蒙学和西方近代教育简单化和片面化。

    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往 该领域既有依靠稀见史料进行的具体问题讨论，同时也不乏对传统问题的思想性深挖。吴义雄的专著搜集大量稀见史料，探讨了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知识结构的演化、西方人视野里的清朝政治、中西文化交流中人物与思想、中西交流中的媒介与语言等问题，提出了不少新见。韩琦的著作以耶稣会士和天文学为切入点，从全球史视野阐述西方科学在明清中国的传播历程。作者勾勒出明清近两百年间欧洲天文学在华传播、生存状况，并生动展现了耶稣会士、皇帝和士大夫群体在西学传播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孙江以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作为重要起点，将基督教“本土化”视作一个较长时段的展开过程。文章具体检讨了第六款汉文本与法文本之异同及其在同治初年引起的纠纷，最后利用巴黎外方会在广东购买田产的地契文书揭示了鲜为人知的事实。汤开建、周孝雷对清康熙雍正年间巴黎外方传教士及其传教活动进行系统探讨，并对该会早期传教活动进行了详细考证。文章指出早期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华的传教活动具有发展势头迅猛、立足本土化、坚持强势传教等特点。

    冯尔康研究了清代前期本土传教士“中铎”群体的产生发展与历史影响。西洋传教士培养了大量的中铎，在清代前期的禁教环境下，中铎协助潜匿、潜入的西洋传教士在国内各地教区持续活动，延续了中国教徒的宗教生活，使得中国天主教不绝如缕。果美侠研究了康熙皇帝写给罗马教皇克莱蒙十一世的红色谕旨  “红票”，认为 “红票”反映了康熙皇帝对传教士的集体召见，表明康熙皇帝认可传教士在宫中服务，但坚决不允许天主教违背中国礼仪和传统文化。韩琦根据罗马所藏档案及其他中西文献，对明清之际赴欧洲的中国籍耶稣会士郑安德肋及其事迹作考察，并讨论他在《中国图志》一书编写中的作用。赵力关注美国长老会在宁波的传教活动，依据美国长老会差会档案等资料，就崇信义塾办学模式、传教士对儒家传统的认知、教学内容及其调整等问题进行研究。此外，他还探讨了长老会传教士学习宁波口语的过程和方法，指出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认识到宁波土白与其他口语形式的巨大差别，立足宁波地方社会，将学习重心完全倾向土白学习，并创造了独特的注音拼写体系以助学习。

    此外，陈鹏通过长时段、多角度的历史，考察了近代中国人对土耳其的认知，将国人关注土耳其的首次高潮由甲午战后前推至19 世纪 70 年代，还勾勒了国人之中土关系认知形成的多维复杂的时代因缘。邢科以世界最早的东西历史比较年表《东西史记和合》为中心，探讨这部著作在晚清世界史知识体系整体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文章认为，该书的出现标志着晚清时期“世界史”观念的萌生，这是中西文化互动的结果。王晓秋研究了清朝海外游历使傅云龙于1887  1889年间的拉丁美洲考察之行。文章介绍了傅云龙拉美之行的缘由与机遇、经历与见闻及其调研著作与诗文，并指出此次考察对中国人了解拉丁美洲和中拉文化交流有着重要意义。

    文化艺术 美国学者郭安瑞（Andrea S.Goldman）从戏曲史、城市文化、性别再现的角度对清代北京戏曲进行了综合研究，把戏曲放在了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进程和文化政治网络中，并由此窥探清代都市文化中呈现出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社会思想与价值得以共享、形塑、传播和竞争的机制。王玉德、张丽春研究了明清之际中国画家的游历与移居及西方传教士画家的跨国度移居等现象，肯定了画家移居对于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钱成考订了高岱瞻家世生平，并辨析出高岱瞻藏曲本为其父高凤翥藏，后传递至高岱瞻和其子高垂庆。王跃工关注乾隆帝本人及乾隆时期宫廷与古琴之关系问题，还原了乾隆皇帝对宫廷藏琴的整理、鉴赏、评级、著录过程，以及宫廷古琴陈设、制作与使用情况。此外，文章考订了《乾隆御题琴谱册》实为乾隆朝宫廷藏琴著录，论证了宫廷琴人唐侃与斫琴家唐凯实为一人。郭文忠讨论了郎世宁画《哈萨克贡马图》源流与乾隆帝如何看待哈萨克右部归附事件，对哈萨克右部归附、遣使、贡马过程作了综合考察，着力探讨这一画作反映出的盛清政治文化意涵。吴映玟将乾隆万寿庆典题材作品中朝鲜使臣形象与同时期和中国文人官员交往所留存的朝鲜使臣画像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其在清朝官方、朝鲜使臣和中国文人之间复杂的政治文化关联。杨海英通过梳理《山阴州山吴氏支谱》所载画像的按语，分析其历史背景和流传环节，为辨析画像作者提供更多参考。作者强调画像本身亦可证史，可借之管窥前近代以来江南世家变迁的历史轨迹。

    何瑜根据乾隆帝御制诗和《清实录》等史料，系统分析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自圆明园回宫的主要缘由，指出上述五朝的统治重心实际上是在圆明园。王敬雅以狮子林为具体案例，研究乾隆皇帝将文人情趣加以实现的过程。

六、历史地理领域

 
    清代历史地理研究是清史研究中较晚出现的一个领域。2018年清代历史地理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环境史、行政区划和古地图研究三方面。

    环境史 环境史侧重具体案例分析。庄声利用满文档案，围绕乾隆十五年珲春河流域发生的洪涝灾害事例，进一步分析清朝政府的赈济政策。何一民、赵斐对清代黄河水系城市的空间分布、城市数量、空间规模和人口规模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与梳理。赵珍研究清代嘉庆年间北运河张家湾段裁弯取直的自然现象以及官方围绕其展开的应对活动。文章指出，对河道变动不同的治理结果，反映出时人对自然河道变迁的认知程度和思想观念。李发根研究近代安徽和悦洲的发展兴衰。文章叙述了安徽和悦洲从兴盛到衰落的发展过程，强调了国家意志对于一个区域兴衰的决定性作用。龙昭宝、杨军昌对清至民国清水江的经济开发、生态问题以及相应保护措施进行了探讨。

    此外，萧凌波以新修《清史·灾赈志》资料为主要材料，提取清代华北地区蝗灾、水灾、旱灾相关记录，重建3种灾害的逐年频次序列，并识别灾害多发区，据此对蝗灾与水旱灾害的时空关系进行分析，归纳重大蝗灾事件的水旱灾害背景。王玉琴探讨了乾隆《宁夏府志》关于宁夏渠道治理的具体内容，包括宁夏引黄灌区渠道的历史、开挖治理、管理制度，系统归纳渠道治理专业术语，详述封俵制度、用水节候、管水用水制度，记载清时重要水利人物在宁夏治渠思想及实践。

    行政区划 政区沿革方面，毛亦可专著系统研究了清代卫所制度及其下辖军户、屯田、税粮等事务归并于州县管理的转变过程。作者广泛利用了上千种地方志，以及明清典章志书、题本奏折、契约文书等，从清代卫所制度及其演变、卫所裁撤与归并州县、卫所屯田、屯粮、屯户的管理与变迁等问题出发，通过管理组织和社会经济两个层面揭示出清代卫所制度的演变与卫所机构裁革、归并州县的具体过程。金如委研究了清代政区“厅”的产生发展、特征、职官与职能以及作用。主要观点为，政区“厅”伴随着明清时期同知通判职责的演变而出现。“厅”的来源复杂，空间分布具有“边缘性”的特点。具有两个特殊职责：管理边疆紧要之地，对外巩固边防；管理难管之地，对内强化统治。它帮助清廷实现了疆土的全面政区化；有助于解决旗民杂处问题；提高行政效能，维护地方稳定；充实和巩固边防，促进疆土的开发利用和汉族文化的播迁。罗诚以浙江温州为中心，对顺治十八年当地沿海各县的迁界过程中，涉及的地域空间、人口土地规模及社会响应进行了复原和讨论。文章认为，清初温州沿海各县的迁界人口规模客观上超出了界内土地的承载能力，无法快速有效安置迁民，加之迁界施行之严酷，对以文集、家谱、碑刻等文献为载体的移民记忆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具体问题的考证方面，陈冰考证分析了顺康时期福建总督驻地问题，得出顺治十五年至康熙六年福建总督驻福州的结论，解释了为何《钦定皇朝文献通考》记载康熙十一年福建总督驻福州要用“移驻”一词。他还通过雍正朝雨雪奏折，确定了二县改隶时间当在雍正三年 ( 1725) 七月至雍正四年十一月之间。继而通过 《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之吏科、户科奏折，判断出二县改隶时间当在雍正四年二月之后。何旭认为《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之璧山县在清初的沿革史源采自康熙《清会典》之有关记载，但该记载殊属孤证，与其他诸多史料所言完全矛盾，皆不足信。

    古地图研究 孙景超以朝鲜古地图为研究对象，考察其绘制方法与特点，重点分析了穆克登碑、图们江源、“间岛”及鸭绿江下游岛屿等中朝边界地区在地图上的表现方式与变化轨迹，认为朝鲜古地图在绘制方法受到了中国传统舆图的深刻影响，也体现了其领土观念与“北拓传统”。萧凌波研究了德国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藏晚清《五常厅全图》，指出该图为了解当时五常厅基层行政机构（社、牌）的设置、方位以及组织形式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并间接反映了当地晚清农业开发进程；同时该图可以补《吉林通志》记载之缺失。王涛利用在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太湖平原地图，追溯英军在太湖平原地图测绘的过程，考察其主要测绘成果，分析测绘的意义和影响。文章指出，这些测绘成果被推广应用，提高了英军的地理认知，在其军事行动、商业扩张以及欧洲地理知识传播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王耀通过分析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江海全图》所绘海运航路，注意到了其绘制内容和绘制背景均与道光朝海运有关。结合道光朝海运初兴及运道梗阻等史实，推断此图反映了道光六年漕粮海运航路。并且通过比对相同绘制主题的陶澍《海运图》，发现了道光年间存在的运送漕粮、黄豆的三条海上航路。王涛在18至19世纪初西文地图的基础上，还运用航海指南、航海游记等文献，考察西人在南海的地图测绘与黄岩岛地名演变的关系，分辨菲律宾声明黄岩岛主权的主要 “历史依据”，认为菲律宾方面的证据并不能成立。

    总体而言，2018年的清史研究保持了强劲发展势头，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各种学术活动有序展开，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各位学者以自己的努力慢慢破除所谓“后清史时代”（指国家清史纂修工作即将结束）清史研究走向何方的担忧。诚然，我们也要对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首先最常被提起的莫过于各界对史学研究碎片化的批评，清史似尤甚于各断代史。这虽是史学研究大势所趋，但如何真正打破隔膜，避免“南辕北辙”、“各说各话”，还需要学者们再做进一步的努力。改善的方法，应该在研究理论、方法方面，突破学科藩篱，广泛吸收、借鉴和融通，提升“问题意识”。就2018年清史研究成果来看，其中不乏良法美意，学者就“小问题”关怀“大问题”的尝试已初见苗头，但远远不够。

    其次，多学科方法、新技术新手段的应用宜兼顾进取与谨慎。以计量史学、史料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为代表的新技术手段运用到清史研究中，确实明显推动了相关领域研究进展，一时间研究者竞相效法，蔚然成风。与此同时，学界也可听到一些质疑声，担忧若全然依赖其他学科手段方法或使文章失去意味与灵性，沦为统计工具。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本质上说史学还是“定性”研究为主的学科。清史研究既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创新意识及方法手段，也要保持一份谨慎，保持自我特点。这其中的“度”需要研究者认真把握。

    学术研究应保持国际视野。不同于其他断代史，清史久已成为一个国际性学科。近年来清史研究成果中，有越来越多外国学者的声音，传统的清史研究结论面临日益增多的挑战。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但必须遵从共同的学术规范。国内清史研究者应以更加积极、自信、开放的心态与之交流对话，避免沦为“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

    以上是我们对2018年度清史研究的回顾和认识，囿于学力和眼界，观察难免遗漏，认识也未必到位。不当之处，尚祈指正。清史资料浩瀚，社会关注度高，是真正的学术“蓝海”，不单是大有可为，而且应该有大作为。谨以此与学界同仁共勉！

原刊《清史研究》2019年第4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