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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凝结了著者近二十年来近世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心得，侧重考察医学知识的建构与传播、医疗制度与资源的发展、疾病观念的变化与社会的关系。著者跳出传统的医史研究，试图发掘医疗史与近世中国社会和文化息息相关的历史。由于医学知识的传播，不同社会阶层所获得的医疗资源也相当丰富，其中女性作为医疗者的角色不容忽视。此外，明清以来国人对各类疾病与疗法的观念也随着上述的变化而改变。近世中国医疗史所呈现的社会理性，与近代西方所呈现者并不相同，中西医的相遇与融合，激荡出色彩纷呈的社会文化意涵。这一融合的过程，至今依然在持续。

     如果年轻的学者能掌握更多有利的分析工具、史料，坚持地走下去，未来的医疗史研究就可建立在更深厚的描写与分析上，逐步向更高的层次、更广的范围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天找到医疗史的真正活力所在，也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古近代的中国文明。那时，研究其他文明医疗史的学者，也不得不参考中国医疗史的著作。相信有一天，中国医疗史会真正从“过去的另类”成为“未来的主流”。　　

  中研院院士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兼讲座教授梁其姿

     梁其姿，香港大学历史系学士，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学博士。1982至2008年任职台北中研院，曾先后任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2008至2010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2011年起任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兼讲座教授，2010年被选为中研院人文组院士。早年研究明清慈善组织，著有《施善与教化》(1997)一书。近年专注于医疗史，著有《中国麻风病史》(英文,12009)一书，并主编《女性与医疗》(英文,12006)、《东亚华人社会近代健康与卫生史》(英文,12010)等。

     如果高贵之家十之八九的幼儿在18世纪都种痘，那么一般百姓受惠的情况又如何呢？朱纯嘏在18世纪初就提及适用于“穷乡僻壤”的“旱苗法”，而《医宗金鉴》也说旱苗法是最普及的用法。因此，一般人应该有受接种的机会。但是从一些晚至19世纪的种痘专书看来，种痘法主要仍是“秘传”的，而且贮苗等技术方面有一定的困难，恐怕在当时并不是一项便宜的技术。因此，普及的程度就相当难以估计了。按作者、年份均不详，但相信是19世纪上半期的儿科专书《儿科醒》所言，“第迩来能种之子，皆有力之家，单寒之儿，犹然自出……”，在凡例中又写着：“有力之家，固知早种，而单寒之子，欲种弗能。……”但是在同时，民间的善堂亦已开始注意为幼童种痘：“……今喜博爱堂诸君子，发心择请种师，并饮助衣食，广为贫家儿女种痘，洵慈幼之盛举也。……”但博爱堂在何方的确是难以确定的。按笔者所曾研究过的江南地区的善堂，很少有以“博爱”为名者，只有扬州府甘泉县邵伯镇在1807年成立的一所叫“博爱堂”，当然这个博爱堂在江南地区以外也大有可能。不过，扬州地区的不少士绅早就肯定种痘的价值（如上述的焦循、李斗），扬州府也是第一个育婴堂成立的地方，当地绅商对拯救幼儿生命很早（明末）便不遗余力，因此，这个博爱堂是《儿科醒》所指的那一所也有不可忽略的可能性。施种人痘时间约在1807年至1840年，因为在这之后，是太平天国战乱，战乱后，西方的牛痘术已大规模进入江南，牛痘局普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