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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北京日报》刊载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戴逸的文章《治史入门：我的学术生涯》。

“

要了解今天的中国，认识国情

清史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知识——

”

治史入门：我的学术生涯

戴逸

从北大到人大：初遇清史

我的学术生涯要从1948年离开北京大学史学系开始说起。那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我下通缉令，在北大存身不得而奔往解放区。当时我非常迷恋文史专业，热爱北大那种浓郁的学术气氛，敬佩那些学识渊博、和蔼可亲的师长们。虽然如此，但我只读了两年书，两年中还有许多时间在从事学生运动，对历史专业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至多只是个未入门墙的青年爱好者。1948年进入解放区华北大学（在河北正定），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学习，在分配工作时，我填写的志愿是“历史研究”，居然幸运地分配到华北大学一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在著名党史专家胡华同志的领导之下工作，从此正式走上历史专业研究的道路。华大进入北京以后，改为中国人民大学，我一直在这里工作至今。

（青年时的戴逸）

初学革命史，我被革命斗争宏伟壮丽的场景所吸引，全身心地投入。从胡华同志那里，我学习到许多革命史知识，阅读了他所收集珍藏的革命史文献、书籍，也帮着他从事教学，收集资料。那时，胡华同志正在撰写他的名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他时常和我谈论写作中的问题。那时全国刚刚解放，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我也废寝忘食地攻读马列的经典著作，三四年内读了不少马列的书，所用时间几乎要超过从事革命史专业的时间。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要通过历史的表面现象探索其深层本质，要指明历史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等等，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把锐利的解剖刀去分析历史。此后，我经常保持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的习惯，目的在于研究历史，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

从1954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可以看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正规地展开近代史研究的发轫。胡绳同志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以阶级斗争来划分近代历史的各个时期。以后相继有孙守任、金冲及、范文澜、李新、荣孟源等发表文章，我也撰文参加了讨论。这场讨论持续三年之久，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和特点做了整体性、宏观性的思考和争辩。当时，用马列主义去研究中国近代史，在全国范围内刚刚起步，这场讨论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

（戴逸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的纪念建所四十周年庆典上致辞）

这几年紧张地上课、写讲义，我的全部心力都扑在教学上，没有写过论文。几年的教学实践使我对近代史的全过程摸了几遍，形成了较系统的看法，形成了一些新观点，我产生了编写一部中国近代史的想法。《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第一部代表作。

从晚清到前清：治学重心的移转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鉴于社会上尚无一部系统、完整而篇幅适中的清史著作，我向郭影秋副校长建议，先编写一部简明扼要的清史著作，以便清理清朝近三个世纪的发展线索，探讨其中的重要问题，这样就开始了《简明清史》的写作。我担任该书的主编，投入的力量很大，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研究、琢磨了很多问题，该书初稿是集体写作的。我在审稿时逐章、逐节、逐句、逐字，几乎重新写定。七十多万字的篇幅，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这是我的另一部代表作。

（中年时期的戴逸）

清史是我毕生研究的专业范围。我前半生研究中国近代史，属于晚清时期；后半生研究鸦片战争以前清史，属于清前期和中期。这上下三百年，包含着多少人物和史事，兴衰隆替，悲欢离合，胜败斗争，升沉起伏。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近现代，从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可供汲取，有无穷的哲理遐想可以反思。我成天和这段历史打交道，研究它、熟悉它、热爱它，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它。有时感到，我和这段历史如此贴近，我们今天的社会问题，大千世界中林林总总的复杂情态，追根溯源，几乎都可以在清史中看到它的根苗。要了解今天的中国，认识国情，清史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知识。有时，我又感到和这段历史相距如此遥远，它纷纭复杂、深奥多变，使人难以揣摩，给人留下了众多的重大疑团。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近代何以落在西方国家后面？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何以如此坎坷曲折？中国在近几个世纪内取得了怎样的历史伟绩，又丧失了哪些历史机遇？中国有没有走一条更加便捷、畅通道路的可能？历史学家寻遍资料，搜索枯肠，但尚没有得出一致、令人满意的结论。岁月流逝，历史学家将探索下去，探索这一斯芬克斯之谜。

（2019年，戴逸在半岛·体育bob官方网站开学典礼讲话）

我六十岁之后，从事两方面研究：清代边疆开发和乾隆帝。我国边疆的统一和发展是清朝完成的伟大业绩，因此，我们今天才拥有辽阔的版图、世界第一位的人口和比较巩固的统一国家。我和一些同志曾对清代的边疆和民族关系进行研究，这一课题被列入国家的“六五”规划。以后，我又对乾隆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产生了兴趣，写了《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

我的治史观

（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

历史学家所做的无非是三件工作，第一是叙述历史，第二是考证历史，第三是解释历史。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历史人物思考什么、怎样行动、建立了怎样的典章制度，人们怎样生存、怎样奋斗，等等。历史学家应该把历史上发生的大事情，清楚地、如实地告诉大家，这就是叙述历史。一部二十四史娓娓地诉述着古往今来的人事沧桑。好的历史学家应该忠实于历史真相，勿作粉饰隐讳。

为了弄清楚事实真相，历史学家必须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纷乱复杂、相互矛盾的记载进行分析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史事进行仔细审慎的考证查核，这就是考证历史。这项工作虽然烦琐，要耗费很多精力，但为了使历史接近真实，考证工作是历史研究中不可超越、不可缺少的环节。

最后是解释历史。历史学家不但要告诉人们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情，而且要说明事情如何发生，因何发生，即探究历史的因果，揭示历史的规律，使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接受经验教训。司马迁总结他写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要研究客观与主观的相互关系，弄清古往今来的发展变化，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这就是对历史的解释。

（位于铁狮子胡同一号的清史研究所）

叙述、考证、解释历史，三者是统一的。而我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治学成绩很微小，只能在整理和叙述历史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而在解释历史方面只有某些尝试。我的几部作品和许多论文大多是宏观性地整理和叙述史事，做出某些解释。只有《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偏重微观的研究，稍稍具考史的风格。我毕生研究清代历史，孜孜以求，希望把叙史、考史与释史统一起来，但这始终是我渴望而未曾达。

来源：北京日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设计：姜彬涛